历史以来的普洱茶贸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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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以来的普洱茶贸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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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

宋代,大理政权将南诏时期所设的“步日睑”改为“步日部”。此时宋国与北方的金国连年征战不止,急需战马,大理政权便在“步日部”开设“茶马市场”,以当地的茶叶换取西藏马匹,再将马匹转与宋国,以换取其锦缎与珠玩饰品。茶叶的种植随之扩大。

元代

到了元代,蒙古军队占领了云南,将“步日”改为“普日”,普洱茶已成为边疆各族民间交换的主要商品。元代中期,普洱茶随同以食肉、乳制品为主食的蒙古人进入俄国。

明清两代

明朝洪武十六年(1383年),“普日”改称为“普耳”。万历年间,“普耳”又正式改为“普洱”,明朝廷还在其地设官吏管理普洱茶的贸易。

清顺治十六年(1659年),吴三桂平定云南,将普洱、思茅、普藤、茶山、猛养、猛暖、猛棒、猛葛、整歇、猛万、上猛乌、下猛乌、整董编为十三个版纳,统归元江府管辖。这一时期普洱茶的生产和销路较好,据《思茅县志》载:“顺治十八年(1661年),思茅年加工茶叶十万担,经普洱过丽江销往西藏茶叶三万驮之多”。雍正二年(1724年),茶商和工匠大量涌入茶山,达“数十万”之众,因而不断出现事端。雍正七年(1729年),设普洱府后,即在思茅城内设普洱茶局管理茶叶的种植、加工制作及销售,并将原思茅城内私营茶商一律赶走,不得经营茶叶生意。雍正十三年(1735年),实行“茶引”购茶,茶商复入茶山作茶,主要茶品种为圆饼茶,因七饼为一筒出售,又称“七子饼茶”或“七子圆”茶。茶山大量供思茅用外,经易武销至缅甸、泰国、香港,再转南洋及至欧洲、美洲,进入国际茶叶市场。乾隆年间,清廷对普洱府茶业情况进行调查后,将六大茶山所产的普洱茶列为贡品,年解贡茶 660担,贡后方允许民间私商进行交易。康、雍、乾期间,清政府还在普洱一带开采铜矿和盐矿,这对当地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,商贾旅人聚集,也带动了普洱茶市场的进一步发展。尤其是一年一度春末夏初的“花茶市”,南北商人来往如织,城内摊点遍布,店铺林立,城外帐篷如云。马帮出入,土特产品及日用生活文化用品的交换日益发展,饮食业和人马旅店应运而生。普洱天天为街,日日为市,甚至还出现了夜市市场,成为滇南商业活动中心。磨黑、石膏井、勐先、满磨街等集市亦随之形成,并日益兴隆。道光二十五年(1845年),随贡茶和大众茶的用量日增,茶山年产茶增至十万担,运量随之增大,遂由茶商、士绅出钱,铺建易武至思茅的茶马驿道,全长211公里,全为青石板铺成,避免了道路的泥泞。

明清两代,在“茶马古道”之外,还以普洱为中心,向外辐射出四条“茶马大道”。一是由普洱至昆明的“官马大道”,历史上的普洱贡茶经此道运往昆明,然后转运京城。从长江下游而来的客商,以及滇中、滇东地区的客商和本省的官员到普洱,均走此道。二是由普洱至澜沧的“旱季茶马大道”,自普洱起运茶叶,经思茅糯扎至澜沧县,再至勐连县而后到达缅甸。三是由普洱至越南莱州的“茶马大道”,由普洱起运茶叶,经江城县至越南莱州,然后转运至欧洲。四是普洱至打洛的“茶马大道”,此系“官马大道”的延伸,自普洱经思茅、车里、佛海至打洛,然后到达缅甸的景栋。在今天的普洱县境内,还保留有三处较为完整的“茶马大道”的遗址,见证着普洱茶贸易在历史上曾经的繁荣与辉煌。

同治年间,普洱各地因遭受“白旗下坝”五年争战,茶市不兴,各地茶商渐撤,茶园荒芜,茶业一度衰落。清末,普洱的茶业渐渐衰落。光绪年间,茶市又复活跃,私商恢复,宁洱县城有商号180余家,其中较大商号有“协太昌、同心昌、荣和昌”等20余家。在宁洱加工的普洱茶有毛尖、芽茶、小满茶、金月天等品牌,外型为团饼、方砖、牛心和人头团茶等。民间专业加工销售茶叶的较大商号有“恒和园”、“裕泰丰”、“雷永丰”等10余家,生产圆饼、方砖、紧团茶和双喜牌茶。较大商号有“鼎光恒”“同仁利”、“裕泰丰”等数家。

近代

辛亥革命以后,汉族商人在西双版纳一带,特别是在勐海从事制茶的商号如雨后春笋,相继开业,傣族商人也建立起自己的茶庄。民国八年(1919年),思茅县城流行鼠疫、疟疾,茶商渐撤,思茅茶业长期停顿,茶商转入易武,故易武茶业又一度兴旺,延至民国26年(1937年)。此后因法国重新封锁老、越边界,南下茶路堵塞,易武茶业走向萧条。

抗战时期

外省人大量进入普洱,不少人从事商业,普洱商业又有了新的发展。商旅路线主要为南、北两途。北路即由普洱直往昆明,主要输出茶叶、食盐、地产中草药材,输入布匹、香烟等,称为“省货”;南路由普洱输出食盐、银饰等,经思茅、车里至佛海,销售后又转运茶叶至缅甸,输入象牙、煤油、洋靛、棉花、棉纱、布匹、西药、鹿茸、虎骨及杂货等,称为“坝子货”。此时的普洱茶不仅行销国内四川、西藏、湖南、湖北等省区,而且远销港澳、缅甸、越南乃至欧洲,尤在日本和西欧享有盛名。普洱成为滇南重镇和商业活动中心。

抗战初期,佛海的普洱茶也是畅销无阻,国外至缅甸、印度、暹罗、南洋、香港一带,内地则遍及云南、贵州、康藏等地的商业市镇。日军南进时,由于战祸侵袭佛海一带,国内外交通受阻,因而产销不如前。

上个世纪50年代

人民政府曾大力宣传工商业政策,提出“恢复老茶园,开展新茶园”的号召,茶园的种植面积逐渐增加,茶叶产量比抗战后增长了许多,私商也纷纷收购,外销马来西亚、香港、仰光等地。但由于茶价总体低廉,茶农采摘茶叶不足维持生活,且若由内地入藏,耗时久、运费高,因而产销量都不高。上个世纪60年代,也曾号召“大搞茶园建设”,在思茅坝、曼歇坝、景东县文井大街开垦新式茶园。1975年,新建普洱茶厂,先后加工制作的青茶、红茶、沱茶、特制普洱茶等六大类40多个品种,国内国外均有销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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